王子曰：滁州历史上早期原本是文化“荒州”，但因欧阳修、韦应物、王阳明等与滁结缘，滁州的文化天空变得日益光亮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除了这几位文化巨星外，其他来滁或宦或游并留下诗文美篇的名人，滁州本土迭出的优秀学人贤达等等，都为滁州文化绚烂图景的形成添色增光，都值得今人回望、纪念和学习。明代陈琏就是滁州另一位贤知州代表。

滁人喜游的醉翁亭畔修建有二贤堂，以纪念北宋二位知滁州的著名人物王禹偁和欧阳修。二贤之说深入人心，也为后来在滁为官者所倾慕和效仿，力求留下贤名。明代滁州知府陈琏被滁人称为“小欧阳”，甚至有人称其为三贤。他认可滁人“滁阳畿甸郡，俗美民复淳。”故也得到滁人认可，并称其“贤”。

离滁若干年后，他追忆在滁的情形，写道“昔分符竹知永阳，居民乐业歌时康。环滁况复好风景，醒心丰乐曾尚羊。追游僚友总文雅，紫薇泉上同飞觞。幽谷朝来云气白，琅琊雨晴山色苍。树藏古刹暝烟合，花落三湖春水香。龙蟠菱溪号名胜，林下今谁开草堂。”，对滁州美景如数家珍。诗末“江云淮树恒在目，还忆欧公旧醉乡。“对十四年前在滁情状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

陈琏（1370—1454），字廷器，号琴轩，广东东莞人，自称羊城陈琏。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举人，初授桂林府教授。永乐元年，因他有治理才能，永乐三年任滁州知州。他以欧阳公为榜样“念昔欧阳公，遗爱在滁民。每怀踵芳躅，黾勉效忠勤。”在任上他验丁赋、省徭役、修学校、劝农桑；暇时与僚属在醉翁亭上吟咏，又修一酿泉亭，一泉一石，皆为题品，百姓称他为“小欧阳”。

史载：永乐初近臣以治材荐擢知滁州，为政平易而吏民无敢欺。时太宗皇帝巡幸北京，所过先遣使察守令有异政者，琏以绩最特，命扈从至北京。滁人恐其升去诣阙乞留，擢扬州府知府，仍治滁州事，赐袭衣楮币，命礼部宴饯给驿遣还。

从这段记载中看出，首先，陈琏治理能力高，在滁州做到了“政平易而吏民无敢欺” ，这才有了“滁人恐其升去诣阙乞留”的举动，这算是 “红手印”留官之举的明代版，明苏州知府况钟也是被苏州人民数次上书留任的，可见群众的眼睛一直是雪亮的，既然治理成绩斐然，暇时在欧公所喜之处流连吟咏，以抒胸臆是很愉快的了，他后来自许“空有遗爱留甘棠”，写出了知滁的满意之感。

永乐二十二年(1424年) 陈琏升任四川按察使，他建言采用修武备、慎刑罚、明礼制、复义仓和正风俗五事，得到朝廷赞许。正统元年(1436年)，调任南京礼部左侍郎，正统六年(1441年)，已年逾七十，辞官返乡。景泰五年(1454年)，85岁时于家中病逝。

陈琏著述勤奋，他“在许州，修《颍川志》；滁州，修《永阳志》、《罗浮志》；四川，修《成都志》；居家，修《宝安志》。考摭之功，俱极详备。平生所作诗文，有《琴轩集》。”

这和他一生喜读书好藏书有关。任上总是随行几马车的书箱，有次半路遇关吏盘查，他令家人开箱查验，全是图书，关吏仍有怀疑，随手取其图书问他，本本对答无疑，书中多是自己的手记，乃叹服谢罪。返乡后他建书房命名为“万卷堂”，藏书品种多是官府都没有的书，为一时盛景。有人赞“连篇累牍归故乡，文彩照映南海傍。牙签万轴排缃帙，乔木千章荫草堂。”远方学士闻之来借阅，陈琏“乐与人共，有叩必应”，不仅不拒绝，还予以提供饭食住宿接济。对待藏书不是藏而不露，而是毫不吝惜，尽其所用，这和宁波天一阁的严苛藏书故事形成鲜明对照，可惜后代没能守住，他去世仅三十年书卷就大量散失无存。

王子曰：在中国古代，为了防止官员与地方家族势力合流而削弱皇权的风险，采用了异地做官制度。一个广东人，千里迢迢来滁做官，语言习俗等都面临不少困难，能被滁人认可十分难得。中国历史上有重贤不重众的传统，这也是中国“贤文化”的一部分，实际上“贤”在“众”中。在滁州历史上，到底谁能称第三贤已难以定论，对光大、保护或复兴滁州文化做出贡献的贤人太多，从他们身上，我们应该能学到很多。新时代，我们如果能很好地利用“贤”的智慧和发挥“众”的力量，则无事不可为。